吴晓求

吴晓求：

著名经济学家

金融与证券研究所所长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编者案：刚刚过去的2010年，我国的经济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下仍然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各项经济指标迅速回归常态，经济在全球率先走出波谷，创造了令全球震惊的发展奇迹。2011年，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正式启动，又一轮经济增长模式的元年开始了。面对新的发展平台和发展机遇，未来在宏观经济运行中有哪些问题是我们可能要面对、并且需要逐步调整和解决的？新的一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又会面临怎样的态势，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我们国家发展到今天，应该说在全方位都有了新突破。在这里我们只谈经济上的突破。首先中国经济在2010年的确有了根本性的飞跃，在2009年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困难的一年，在2010年经历了金融危机之后最复杂的一年，也是有最有根本变化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实现了真正的突破,我们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39.8万亿人民币，这个规模接近6万亿美元，比日本整整多出4千亿美元以上的规模，真正成为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些成绩都是中国人梦寐以求的。过去的一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仍然保持10.3%的速度，我们的通胀或者CPI控制在3.3%。10.3%和3.3%的组合在今天的状况下，应该是非常不容易的。同时，人民币也在慢慢地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正在有序的推进。我们并没有被金融危机吓住，仍然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改革。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创记录破了6.6，我想这就是经济上一个新的突破。
经济上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突破是，我们第一次可以和美国人平起平坐。这一次胡锦涛主席访问美国，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我们以前访问美国都是抱着学习的态度，美国人都在俯视你，今天的中美两国领导人，包括两个国家，应该说是处在平起平坐的地位，我们平起平坐地讨论一些重大的问题。
新的突破之后，中国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平台。新的平台问题多多，而且是全方位的，毕竟中国现在是处在社会结构转型的时期，比如我们正面临着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带来的人口大规模迁徙以及由此带来的问题。我们还要面对的是中国社会未来10年、20年、50年发展的宏大背景，这个大背景会带来很多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经济上说，中国未来可能会碰到五个方面的问题。

一、未来新的持续性的通胀压力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之间的矛盾会比较严重。
由于金融危机，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这意味着全球已经进入了通货宽松时代。这样一个时代，会给中国带来新的通胀压力。中国的通胀主要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自身的信贷规模大规模地扩大。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中国的M2增长了30%，靠大规模的信贷扩张来扩展内部的需求，以减少外部需求不足所带来的压力。第二，外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有了重大推进量化宽松的货币将通过已经打开的闸门涌入中国的金融体系，大量的讲不清楚的钱，通过这个闸门涌入中国进行资本套利。第三，供给的因素。今年是历年来自然灾害最频繁的一年，自然灾害频繁对农产品的影响最为显著，食品特别是蔬菜价格上涨的速度非常快。CPI特别是农产品价格上涨除了自然因素影响外，和我们的政策不到位也有关系。以上三重因素造就了今天中国的膨胀。这三重因素在相当长时期里都会存在，尤其是外部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因素还会存在。我们面临持续性的通胀压力一定要看清楚，同时我们又要保持经济的可持续的增长，不要使经济大起大落。这两者之间需要很好协调。

二，中国社会存在着收入分配制度刚性和经济增长模式转型之间的内在冲突。
所谓的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是要把通过依赖外部需求和政府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逐步过渡到内外均衡拉动并逐步以消费需求为主的增长模式。而这种增长模式的转型，显然是要以居民收入增长为前提的。但是，1995年以后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政府通过税收和从国有企业的利润中所拿的比重越来越大，财政收入不断大幅度增长，今年我们的财政收入将会达到8.3万亿到8.4万亿，2009年的财政收入是6.82万亿，一年之内增长了20%以上，是经济增长速度的两倍。长期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的速度。这样一种收入分配制度显然无法完成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中国社会中的三个利益主体——政府、企业或者资本、劳动者或居民，这三者必须要完成一个收入结构的转型，要进行比例的调整。调整的方向显然是要大幅度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这个收入不是总量的增加，而是增长速度的提高。从目前来看，要实现这样的变化，会遇到很大的障碍和困难，因为这将意味着是财政收入的比重是要下降的，这与在目前政治体制下的干部考核机制有冲突，地方政府的领导如果不能完成GDP的增长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就可能影响到个人升迁。

三，如何平衡好内需和外需的矛盾。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外需仍然是需要努力的，但是对外投资和拓展外需，应该放在一个大的战略框架下来思考：在哪些领域我们要大力推进，在哪些领域我们可以收回。现在出现一些现象，很多产品在国外价格远远比在国内便宜。我在想，为什么要用我们如此廉价的劳动力，如此地破坏生态环境，生产出如此低价的产品给全世界，而且全世界都还有意见。这样一种外需的战略是需要调整的，需要放在中国国家崛起的大环境下来思考，要在一个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目标下来思考。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一定要和美元一样，成为国际上重要的储备性货币，而不仅仅是一种可交易的货币。若要与这个目标相匹配，显然外贸的进出口结构要做大的调整，不可能长时期地外贸顺差。因为本国货币要成为国际性主要的储备性货币，和外贸逆差是相匹配的而与外贸顺差是冲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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