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彭剑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j9九游会官方网站管理咨询集团创始人、董事长；薛冬霞，j9九游会官方网站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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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编自彭剑锋教授新著《赢在组织》，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共产党赢在哪里？为什么这个组织有思想，有灵魂，有凝聚力，还有持续的活力和战斗力？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历经各种危机和磨难，任凭外部敌对势力怎么内外攻击，始终攻不破、打不烂、拆不散，仍然安如磐石、坚如铜墙铁壁？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赢在坚持枪杆子、笔杆子两手抓，两手都够硬，嬴在超强的软实力和硬实力。
（一）党指挥枪，枪杆子要硬

1. 革命时期枪杆子里出政权

在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是走过弯路的。在成立的最初阶段，中国共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运动上。但是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中共六大，被杀的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有三十多万人，中共党员的数量从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六万人，一下子降到 1927 年 11 月的不到两万人，损失的幅度几乎达 70% ！
 
对于异常残酷的局势，毛泽东早就有所警觉，并在 1927 年 3 月写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向党内同志发出警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1927 年 8 月 1 日凌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军队 2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经过 4 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守军 3 0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5 000 余支（挺），子弹 70 余万发，大炮数门。自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几天后，在 8 月 7 日的汉口会议上，毛泽东总结前期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识到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是不行的，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论断。尽管有了这样的认识，但当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阶段，政治上还不成熟，再加上部队兵员的补充来源主要是农民、游民和俘虏，又加之连续作战，生活艰苦，致使部队中仍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军阀主义残余、流寇思想、极端民主化等不良思想。针对这些思想倾向，毛泽东在 1929 年６月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了党的“绝对的指挥权”“绝对的党领导”等概念。同年 12 月底召开的古田会议认真总结了南昌起义以来建党建军的经验，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重申了党对红军实行绝对领导。党从历史教训中认识到：枪杆子要硬。
 
1938 年 11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动情地说，“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决不能争，再也不要学张国焘），但要争党的兵权……在兵权问题上患幼稚病，必定得不到一点东西……每个共产党员都应懂得这个真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接着指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这样，毛泽东就从政治原则的高度对党和军队的关系作出了最本质、最形象的概括和表述。此后“党指挥枪”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形象化表达。
 
1940 年 8 月 20 日，在百团大战开始的同一天，朱德发表了《党是军队的绝对领导者》，警示八路军、新四军指挥员必须绝对服从党中央的指挥，并告诫全体官兵必须保障“党的绝对领导”，而党实际上是由党中央直接领导的，因此，实际上也是在告诫全体官兵必须保障党中央的绝对领导。真正让“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内涵最终成熟的是皖南事变。皖南事变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国民党在皖南有预谋地围袭新四军，并导致新四军损失惨重，从而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
 
皖南事变的惨重损失，让中共中央痛下决心彻底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落到实处。此后，以《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的发布为标志，“服从中央领导与中央军委指挥”成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核心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中，“党性”一词在 1941 年之前较少出现，而在 1941 年之后成为热门话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41 年 7 月 1 日召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王稼祥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指出，党内在党性方面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在政治上自由行动：不请示中央或上级意见，不尊重中央及上级的决定；随便发言，标新立异，以感想代替政策；独断独行，或借故推托；两面态度，阳奉阴违，对党隐瞒。
 
二是在组织上自成系统，自成局面：强调独立活动，反对集中领导；本位主义；调不动人，目无组织，只有个人，实行家长统制；只要下面服从纪律，而自己可以不遵守；反抗中央；轻视上级，超越直接领导机关去解决问题，多数决议可以不服从；打击别人，抬高自己；在干部政策上毫无原则，随便提拔，随便打击；感情拉拢，互相包庇；秘密勾搭，派别活动。
 
三是在思想意识上，发展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一切从个人出发，一切都表现个人；个人利益高于一切；自高自大，自命不凡；个人突出，提高自己，喜人奉承；吹牛夸大，风头主义，不实事求是地了解具体情况，不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铺张求表面，不肯埋头苦干，不与群众真正密切联系。
     
1948 年 9 月 12 日至 1949 年 1 月 31 日，历时 142 天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在河北西柏坡一座土坯垒就的平房里，用一部嘀嘀嗒嗒的电台，总计发出 197 封电报。一封封简短的电报，指挥调动着在各大战场上浴血奋战的千军万马，决胜于千里之外。在三大战役期间，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队 154 万余人，无论是战争的规模还是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
     
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最终败给了“小米加步枪”的解放军，这是很多人没有预料到的。曾有人质问蒋介石：“你时常坐专机，飞来飞去到各个战场一线指挥部下作战，但为什么最终还是输给了坐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土‘司令部’里，用电话机和电文指挥的毛泽东？”原因可能有很多，也许国民党及其军队的失败在三大战役之前就已注定，但是对共产党及解放军来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应该是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要素。
 
2.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新中国成立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紧紧抓住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胜利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带领中国人民通过三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带领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时也始终不渝地坚持毛泽东确立的“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邓小平在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进行概括时，指出：“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新阶段。面对新的时代背景，江泽民同志在进入 21 世纪后在党与军队的关系问题上进行了重申和发展，他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作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的新论断，揭示出人民解放军作为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的本质所在。
 
此后，胡锦涛同志进一步阐述和发展了“军魂”思想。他说：“总结历史，我们完全可以说，党和人民事业之所以能够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社会主义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国际风云剧烈变幻中始终站稳脚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人民解放军这样一支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英雄军队。”“人民解放军的优良革命传统，集中起来就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听党指挥，是党和人民对人民军队的最高政治要求，是人民解放军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人民军队必须具有凝聚军心的神圣军魂。人民解放军铸就的军魂，就是坚持党的绝对领导。正是由于高度自觉听党指挥，人民解放军才始终保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始终保持了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始终保持了蓬勃旺盛的生机活力。”
 
3. 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是中国特色的本质

新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起来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无论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党的领导都一直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进入新时代后，这一点体现得更为鲜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紧扭住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个根本，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带领全军重振政治纲纪，全面贯彻党领导军队的一系列根本原则和制度，使党的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2013 年 11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我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困苦、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就是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这是我军的军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军队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也是对军队党的建设的根本要求。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14 年 5 月 9 日，在参加河南省兰考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国情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什么是中国特色？这就是中国特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制度是我们自己的，不是从哪里克隆来的，也不是亦步亦趋效仿别人的。”这是我们的政党自信，更是我们要在建设千秋伟业的过程中把一个百年大党继续推向发展的内在动力。
 
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180 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100 年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70 多年的历史都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之大者”，不断提高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二）笔杆子要硬,牢牢抓住组织最大的权力——思想权

笔杆子指挥的是思想权。一个组织最大的权力是思想权。统一思想，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力出一孔，利出一孔，组织便势不可挡，战无不胜。拿破仑说：“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回望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看出，几代领导者也深谙思想领导的重要性。思想是行动的先导，行动是思想的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广大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就是一部以深入推进思想建党作为党的自我革命首要任务的历史。
 
1. 笔杆子就是思想权

毛泽东曾对外国友人说，他以前最大的愿望是当教员，只是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他被迫拿起枪，搞起了武装斗争。毛泽东一生没有怎么带过枪，却从不离笔，可以说毛泽东是用笔杆子指挥着枪杆子，带领中国人民夺取政权的。笔杆子是号角、战略、思想、方法，枪杆子是实力、武器、斗争、行动。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并在实践中采用报刊、标语口号、戏剧歌舞表演等手段宣传共产党的政策主张。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围剿”和反共宣传，毛泽东坚持一手抓军事斗争，一手抓舆论武器，强调共产党是要左手拿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
 
在抗日战争期间，面对国民党的反共宣传，为了保证中国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和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战胜利，毛泽东亲自兼任《八路军军政杂志》编委会成员，为《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等媒体撰写稿件。
   
1947 年，在国民党军队对延安的猛烈进攻中，中共领导人告别居住了十多年的延安，转战陕北。当时，随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只有两支队伍：一支是几个连的中央纵队，一支是新华社工作队。毛泽东一面指挥打仗，一面指导新华社展开舆论攻势，并亲自撰写了大量新闻、时评和社论。毛泽东后来说：中央留在陕北靠文武两条线指挥全国的革命斗争。武的一条线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文的一条线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
 
在西柏坡期间，毛泽东和战友们拟发电报 408 封，指挥了三大战役，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毛泽东的笔杆子不仅对准敌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当军队内部出现各种杂乱声音与思潮时，毛泽东也用笔杆子统一思想，实现上下同欲、目标一致、力出一孔。面对党内不同时期各种思想上的不统一，毛泽东也都有针对性地发表文章，促使广大党员达成共识。当党内外对农民运动颇有微词时，他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当井冈山时期革命处于低潮时，他用诗意语言寓意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抗日战争处在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亲日、亲美言行泛滥时，他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论持久战》）
 
在人民军队跨过长江之后，他写了新闻稿：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二十一日已有大约三十万人渡过长江。渡江战斗于二十日午夜开始，地点在芜湖、安庆之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遇着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军无斗志，纷纷溃退。长江风平浪静，我军万船齐放，直取对岸，不到二十四小时，三十万人民解放军即已突破敌阵，占领南岸广大地区，现正向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诸城进击中。人民解放军正以自己的英雄式的战斗，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我三十万大军胜利南渡长江》）
   
2. 思想改造，化敌为我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权不仅体现在对党内的思想影响，还包括对战俘的思想影响。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刘统的研究，在解放战争中，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战胜国民党军队，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于解放军能够化敌为我。具体来说就是解放军能够很快地把敌人，准确地说是战俘，转化为我军成员，甚至到了“即俘、即补、即战”的程度。这种“即俘、即补、即战”的做法，不仅是世界上空前的战争奇观、历史奇观，也堪称绝无仅有的人文奇观。如何实现从战俘到我军成员的转化呢？答案是：做思想工作。具体做法如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我军会组织他们先开诉苦会，再对其进行阶级教育，然后是情感转化。
 
诉苦会并没有统一的官方定义，简单来说就是让俘虏们尽情回忆曾经遭受的苦难，痛陈社会的黑暗和残酷，然后告诉俘虏们，这种黑暗和残酷都是国民党政权造成的，从而激发起俘虏们要加入解放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冲动。
 
诉苦会作为一种改造手段，刚开始主要运用于同地主的斗争中，后来用于改造俘虏。1946 年 10 月 7 日，《解放日报》就介绍过通过诉苦大会改造俘虏兵的方法，提道：“在举行了这种诉苦大会的地方，成千成万的俘虏兵打开了眼睛，他们立即就觉悟到一系列的问题，立即就自动要求加入我军与蒋介石和美国帝国主义者拼命。”后来，诉苦会在战俘改造中被大量采用，成效显著。
   
所谓阶级教育是指提升“解放战士”（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的阶级觉悟。因为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也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无产者或者失业工人，也受到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豪绅的阶级压迫，我党教育他们天下穷人是一家，应该一起推翻旧社会，翻身求解放，教育他们应该为劳苦大众服务，为人民服务，鼓励其站到人民的立场上来。情感转化是指优待、关怀“解放战士”。我军从 1927 年南昌起义伊始，就奉行优待俘虏的政策，甚至可以说优待俘虏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所制定出的必须执行的军中纪律和对待敌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曾提出，我们对俘虏的政策是：第一，不打骂俘虏，不搜腰包；第二，受伤者给予治疗；第三，愿留者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因此，不会出现打骂、虐待“解放战士”的情况，甚至行军的时候班长还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他们烧洗脚水，这些“解放战士”以前从未受到过这样的优待，所以很快就实现了转化。
 
此外，共产党不仅注重国内的宣传工作，也重视在国际上发声，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长征期间，党中央专门委派陈云到苏联向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领导人汇报红军长征的情况，让共产国际增强了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了解和信任。陈云的报告发表在《共产国际》（中文版）杂志第一、二期合刊上，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产生了强烈反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党中央成立对外联络交际机构，接见外国记者，畅谈中国革命，以埃德加·斯诺的《毛泽东印象记》、福尔曼的《北行漫记》和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区实况》等报道为代表，冲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向国内和国际人民传递信息，争得同情。可以说，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毛泽东一直在运用舆论的武器推动武装斗争的进程，巩固扩大武装斗争成果，并收到了显著效果。
 
3.干部要拿得起笔杆子、能用笔杆子、善用笔杆子

新中国成立后，我党依然重视宣传工作，强调笔杆子的重要性。比如邓小平同志就反复强调：“拿笔杆是实行领导的主要方法”“不懂得用笔杆子，这个领导本身就是很有缺陷的”。
 
1981 年，党中央专门发出指示，要求“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动手准备自己的重要讲话、报告，亲自指导、主持自己领导范围内的重要文件的起草”，并明确指出“这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的、动荡复杂的国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形象地说，理想信念就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没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对党员、干部来说，思想上的滑坡是最严重的病变，‘总开关’没拧紧，不能正确处理公私关系，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各种出轨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难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在促进思想统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也创造出了各种方法和途径。比如早在 1929 年召开的古田会议通过的决议案就强调对红军进行无产阶级政治思想教育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教育方法有办报、办训练班、看书看报、个别谈话、开党内会议和政治讨论会，还有上政治课、组织政治训练委员会、教授训练方法、集合讲话、游艺、改良待遇和对青年士兵进行特别教育等。会议决议案全面提出了在红军内部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法和途径，保证了组织内部的思想统一。
 
中国共产党也非常注重典型人物的塑造和宣传，以此来实现思想引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将党内涌现出的一批批先锋模范作为学习的榜样，如雷锋、焦裕禄、孔繁森等，向全党和全国宣贯，提升人们的思想境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不断改造党的精神风貌，最终引领着中国社会健康发展。
（一）企业的枪杆子就是好产品，首先就是产品要硬

企业靠什么在市场上去拼、去竞争？企业手中的“枪杆子”就是好产品。所谓“以客户为中心”，如果没有好的产品，“以客户为中心”就是一个伪命题。过硬的产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硬在技术，必须在技术创新上领先。而要实现技术创新领先，就要持续加大技术创新的研发投入，即要在研发上真金白银地投入，没有其他捷径可走。
 
（2）硬在“真材实料、货真价实”。好产品是根、是主，服务是辅；既要“真材实料”，也要产品创新，在此基础上再去追求服务。
 
（3）硬在卓越的营运系统、精益化的生产制造、敏捷而高效的供应链管理、独特的市场与品牌管理，以此才能够打造出成本领先、高品质、高性价比的产品。
 
（4）硬在技术与产品创新向善、行善，而不是作恶。好产品的背后是企业家的好人品和正确的价值观。某些互联网公司利用人性的弱点所开发的一些游戏产品就是在作恶，而不是行善。某些高科技企业基于大数据的产品创新毫无底线地侵犯个人隐私，形成数据垄断后，绑架消费者，剥夺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这也是在作恶。这种技术创新及其所带来的产品力是脆弱而不足取的，最终难以支撑企业持续做大做强。
 
华为赢在什么地方？其实也是赢在产品技术创新领先。三十多年来，华为每年投入巨资用于研发。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公布的关于 2022 年全球专利申请量的相关报告显示：华为公司提交的 PCT（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量连续六年排名第一。正是华为在技术创新上的不断投入，才让华为的产品能够“硬”起来。
 
（二）企业要有凝聚力和战斗力，必须抓好思想权

首先是对内统一思想，达成文化与战略共识。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就是善于用笔杆子抓思想权的卓越企业家，任正非亲自撰写的数百篇的讲话和文章，篇篇堪称或凝聚人心、鼓舞人心或针贬企业现实问题、解决企业经营管理问题的精典，让十几万高学历的知识型员工在正确思想的引领下力出一孔、利出一孔，抱团打天下，从市场上的追随者成为全球行业的领先者。
 
任正非善于用笔杆子解决企业经营中所面对的难题。他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一文中说，到 1997 年后，公司内部的思想混乱，主义林立，各路诸侯都显示出他们的实力，公司往何处去，不得要领。他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们，一起讨论一个“基本法”，用于集合一下大家发散的思维，几上几下的讨论，不知不觉中“春秋战国”就无声无息了。
 
对如何管理知识型员工，任正非通过《致新员工书》，告知员工华为是建立在什么样的价值体系之上，公司鼓励“努力奋斗”“做出良好的贡献”，“求助没有什么不光彩的，做不好事才不光彩”，帮助新员工“入模子”，加速完成从学校到社会的转变。
 
针对公司中有员工患抑郁症、焦虑症，任正非发表《要快乐地度过充满困难的一生》，引导员工“积极、开放、正派地面对人生”。“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同时也要牢记，唯有奋斗才会有益于社会。”
 
《开放、妥协、灰度》则是提出干部管理的导向，任正非指出：“坚定不移的正确方向来自灰度、妥协与宽容”“宽容是领导者的成功之道”“没有妥协就没有灰度”“妥协是对坚定不移方向的坚持”。这是华为对干部所期望达到状态的哲学境界的总结和行动指南。
 
对华为的每一次变革，任正非都通过参观走访、思考写作传递自己的所思所想，最终为华为的改革铺平道路。如《赴美考察散记》《走过亚欧分界线》《我们向美国人民学习什么》，这些文章说明了华为为什么选择全球化道路，走全球化道路为什么要选择以美国企业为老师，从而减少华为变革中的阻力。
 
任正非通过一篇篇文章，既传递了组织的使命、愿景和价值观，保证了员工们在思想上达成共识；同时也让广大干部和员工明确组织的发展方向和做事方式，从而减少了工作和协作中的阻力和摩擦，提升了组织效能。
 
在华为三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这些文章就像一个个火把，发出或微弱或耀眼的光芒，照亮华为前行的道路，引领华为人不断进步，朝着同一个目标前进。而有些企业对思想权没有任何认识。
 
为什么很多企业刚开始有好技术、好产品却还不能做大做强？为什么很多科学家创办的高科技企业注重研发，也有创新性强、技术含量高的好产品，但还是做不大、活不长？答案是：光有技术和产品，没有对人思想的引领，没有组织力，即使有好产品也卖不好、卖不长，企业也做不大。
 
（三）企业家要抓好基于文化价值观的组织领导力建设

企业家一定要抓好基于文化价值观的组织领导力建设。企业家精神与企业文化是组织能力之魂，是企业组织能力发展的不竭的动力源泉，企业家的自我超越与团队领导力是企业组织能力建设的第一能力要素。因此，打造基于文化价值观的团队领导力，企业就可以聚集组织所有力量，朝着一个共同的目标持续奋斗，从而形成组织强大的凝聚力与战略牵引力，实现企业家个人智慧到团队智慧、企业家个人能力到互补性团队领导力的转型升级。